人口困局：把握好未来10~15年“窗口期”

本文原发于2021年12月27日红星新闻网，编辑略有改动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何亚福（人口学者）

靴子落地，每个人都能听到清晰回声。

今年，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意料之中的一组数字摆到社会面前：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出生率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20天后的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三孩政策靴子落地。以随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为呼应，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从赞同、犹疑、担忧的情绪反应，到生不起、养不起的困顿抱怨，再到育儿津贴、超长产假的鼓励，能否刺激年轻人的多巴胺，突围生育焦虑？

调“性别失衡”易，调“少子化”难

生育政策转变的背后，是我们当下面临的种种人口困局：

先看性别结构。七普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男多女少的原因，是我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中叶以来一直偏高，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20年出生性别比已经降到111.3。可以预计，随着生育政策的转变以及男女平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有望在十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因而从长期看，性别比偏高并不是人口困局的主要问题。

再看年龄结构。七普数据中，中国0~14岁少儿人口占17.95%，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8.7%，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少儿人口比例。按照这样的速度，预计到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称为“少子化”）；二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增加。

老年人口寿命延长是医疗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所以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老龄化并不是人口困局的主要问题，针对老年人口寿命延长的趋势，政策的应对是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相比而言，生育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少子化”不但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数量将会一直减少下去。所以，少子化才是人口困局的主要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不但远低于世界平均生育率2.4，也远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2.1，甚至还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1.6。从今年各地已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来推算，2021年生育率还可能降至1.1左右。

按照人口学理论，如果总抚养比（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低于50%，社会可以称为处于“人口红利期”。如果总抚养比高于50%，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结束。202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为45.98%，预计总抚养比将在2032-2035年超过50%，照此计算，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还有10~15年“窗口期”。目前来看，养老负担还不算很重， 2020年中国养老金累计结余4.7万亿元，仍有财力鼓励生育。但如果错过鼓励生育时机，等到老龄化程度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鼓励生育将更成为难题。

“无须鼓励生育”的几个认知误区

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人口减少是好事，没有必要鼓励生育。他们举例说，人口少就业会更容易，人均收入也会提高，这些看法都是想当然。

人口少了，是不是就业更容易呢？人口少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但人口少了，工作岗位也会相应减少。事实上，就业难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例如，大城市人口多，小城市人口少，大城市其实比小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乡村去城市，从内陆省份去沿海省份，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找工作。

“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很有道理，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10万块钱，如果分给10个人，那么每个人只有1万块；如果有5个人来分，那么每个人就有2万块；如果只有2个人来分，那么每个人就有5万块。然而再往深一层想，就会发现：社会财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人口少了创造的财富也会相应减少。一般来说，一个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多于他（她）消耗的财富，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能越来越进步。因此，减少人口也就等于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并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中国内地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有人认为，与其去关心那些尚未出生的人口，不如去关心那些正在活着的人，把鼓励生育的钱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更好吗？笔者认为，个人和家庭固然有生育和不生育的自由，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长期萎缩，意味着国力和经济衰退、国家和民族后继无人。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需要养子女防老，年轻时多挣一点钱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将来年老了就有养老金了。”其实，养老金制度不过是社会化意义上的“养子女防老”，本质上仍然是工作人口养老年人口，只不过不是具体的某个子女养某个老人，而是众多的子女养众多的老人罢了。除了房屋以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并不能保存几十年。一个年轻人今年生产了一万公斤粮食，但他消费不了这么多粮食，因此他打算把一部分粮食储藏起来，等他老了再吃。等这位年轻人老了之后，他吃的只能是当时的劳动者生产的粮食，而不是他几十年前储藏起来的、已经变质的粮食。

一个人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所有老人必须依靠所有工作人口共同养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为什么“女性生育友好社会”才是根本

人是目的本身，不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鼓励生育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生不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由家庭自主决定，但政府要为想生孩子的家庭创造有利于生育和养育的社会环境，减轻育龄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经济负担。

鼓励生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给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发放育儿补贴。今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出台政策，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这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笔者认为，在政府财力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育儿补贴的金额可适当提高，并且可发放到孩子6岁，直至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另外，育儿补贴最好由中央层面出台，因为人口是可以迁移流动的。

涉及育儿补贴问题，有一个认知误区提出，补贴生育是用不生孩子家庭的钱来补贴多生孩子的家庭，这不公平。与上述道理相似，多孩家庭在孩子长大参加工作后对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大于不生孩子的家庭。在社会养老的现实情况下，国家财政分担育儿家庭的一部分养育成本，这是公平的。

说到底，补贴生育不是提高生育率的唯一措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才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育率。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两个国家，从这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经验来看，构建一个对女性生育友好的社会，包括带薪育儿假、托育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有利于提升生育率。

在过去几十年里，除了非洲国家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明显的生育率下降。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几十个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能够明显提升生育率的国家寥寥无几，大部分鼓励生育的国家都没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例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多年以后，生育率仍然长期低迷。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既需要结合国情，借鉴国外鼓励生育的一些成功经验，也需要从国外鼓励生育的失败中汲取教训，避免重犯这些国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