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基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大规模拆村不应构成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坚持乡村建设，通过保护型城乡政策实施，将乡村建成为现代化的“压舱石”。

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近期，部分地区全面推行拆村并居，强制改变乡村面貌，推动农民上楼，有可能带来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乡村稳定源于农民的生活稳定，数亿农民与土地结合，构成防止社会极化的最稳定力量。拆村并居之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空间距离、生产工具存放、耕作便利和互助合作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农民上楼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拆村并居会造成农民被动“失地”。脱离农业生产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对农村老年群体、贫弱群体和传统的“中坚农民”冲击巨大。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涉及可能造成农民“失地”的改变、改革，必须慎之又慎。

地方政府推行拆村并居的一个动力是，通过宅基地腾退，产生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扩大城市开发建设规模。

拆村并居需要安置赔偿、基础设施重新配套，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本高昂。地方政府一般是将这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商住用房开发而非工业建设，为了消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客观上促进财富加速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则往往益处不大，甚至起反作用。

建设一个一千户规模的新型社区，粗略估计，各项支出超过亿元。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来平衡资金。全国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在农村大而城市小的总体格局下，具体到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农村宅基地腾退指标，会超出当地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几个数量级。

供大于求，拆村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超过城市需求，最终，要么会增加房地产库存，要么会变成地方政府债务。拆村并居背后的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短视思维，值得警惕。

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农村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农民建房潮，砖混结构的独栋楼房和带院落平房是农村普遍形态。农民的多年储蓄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投入到农村建筑中，全国农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

少数贫困山区农民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改善了居住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大规模拆村并居活动，无论最终成本由谁承担，都会造成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和不生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项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物质财富还远没有充裕到可以全盘大拆大建阶段。无论是基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大规模拆村不应构成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形态。

立足我国现代化阶段与城乡关系大局，当前的乡村建设应当坚持如下几点：

一是保持农村基本建制稳定。部分地区推行拆村并居的理由是建制村规模小，目标是改变基层治理体系。行政村、村民组和自然村等农村基本建制，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可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落实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入手，没有必要改变农村空间形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应以农民上楼为前提条件。

二是加强农村保底建设。在大部分农民居住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农村建设应当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道路、水利、网络等，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城市继续对农民开放，一部分人自愿进城生活，还有一部分不愿进城和没有能力进城的农民，也可在乡村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遵循底线原则。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农民退出农村土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保持稳健的城镇政策，坚持中央确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基层政府在农民土地退出方面坚持示范和引导，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激进。（作者 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