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直人性格优柔寡断 错失辟谣时机

据柯蒂斯教授称，他与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他们初次相识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菅直人和朋友一起来哥伦比亚大学听讲座，经引荐与柯蒂斯教授见面，并成为了朋友，在日后的二十多年里，柯蒂斯教授在政治上给菅直人提供了详尽的选举战略指导，帮助日本民主党成功赢得大选，结束了自民党长达40年的政治垄断。

他表示，这次海啸救援工作的延迟以及此次国际公关危机与菅直人在那段时间担任日本首相的表现关系很大。作为一名政治领袖，菅直人性格优柔寡断。他本应在灾后立刻做出反应，公布政府救援措施，及时辟谣，防止核恐慌的扩散，但却一直在等待由专家和议员组成的重建委员会的报告，而这份报告在灾难发生后半年都未完成。教授称，作为一名深悉日本国情的领袖，菅直人应该和专家面谈，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一个救援方案，并且让重建委员会配合完成，不足之处再逐渐修改，民众以及国际社会需要日本政府迅速给出一个坚定的立场和声音。

柯蒂斯教授在灾后半年与日本NHK电台亲赴灾区，采访了诸多灾民。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民众对于灾后重建并不感到恐慌，但是对日本政府的立场却忧虑重重。铃木在灾区经营一家工厂，他说自己为了支持家乡的重建，已经将所有资产变卖投入到新工厂的建设中，并且向银行贷款。但是令他十分不满的是，日本政府没有表达一个足够明确的声音，是对灾区进行支持性的大规模重建，还是将区域变成垃圾填埋场，将人口迁移到另外的区域，“我需要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只是首相的一句话，说他支持对灾区的重建计划，这就会让我踏实很多。”铃木对柯蒂斯教授说道。

另一位被采访者名为冈田美子，是灾区镇民，老家是离福岛核电站不远的双叶镇，她曾在东京的一家大型旅行社任职国际销售，海啸后，旅行社生意骤降，令她失去了工作。她指出，政府在核污染调查结果推出后，并没有及时将这个“好消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宣传，令国际游客赴日旅游的热情保持着低迷的状态，甚至连日本民众都对核污染问题猜测甚多，“政府并没有及时并努力地将辟谣进行到底，减轻民众及游客的恐慌。”

国际关系危机突显日本民主政治脆弱

除了一个软弱的菅直人，民主党的上台也与国际公关危机不无关系。自民主党主政以来，日本议员与公务员之间的斗争就从未停息，“民主党对自民党长达40年执政培养出的公务员体系十分不屑，觉得他们是马屁精，这些新任议员觉得自己才是政策方面的专家，他们总是告诉身经百战的公务员，要听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人民选出的代表，代表民主的声音。”

不可否认，这些公务员抱着铁饭碗，出自日本最好的大学（绝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院），通过最难的公务员考试的选拔进入各大部委，长期从事一个领域的研究与行政工作，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精英阶层。各大部委的部长及一两名副部长会因执政党变动而下台，但公务员体系人员的更迭少之又少，他们长期任职一个部委，是各领域政策方面的专家。但民主党上台以后，通过民主选举得到席位的议员对这些仗着自己把持着铁饭碗，又对政策领域无不熟悉的公务员十分厌恶，菅直人及其前任推出了多项政策，将公务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推至边缘化，将权力牢牢地握在了议员手中。

诚然，这是民主的胜利，但是这些议员虽然都是拉选票的高手，但是他们缺乏从政经验，不能和老谋深算的自民党议员相比，更别说制定和执行政策。“包括首相在内的议员们过于自以为是，却又缺乏实际经验，甚至不懂得利用媒体给民众打气，打破核污染恐慌的疑团。”

而与此同时，被排挤打压的公务员们却在一旁沾沾自喜，看着议员们忙地焦头烂额，如无头苍蝇一般毫无头绪地展开政府工作，而不建言献策。

这无疑是日本民主政治的悲哀！

综上，不难看出民选的议员体系与公务员体系的碰撞是这次海啸公关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而两个体系都是日本纳税人的雇员，他们不能站在日本民众利益的角度思考而团结起来，不能为日本旅游业带来生机，打消核污染疑云，实为不应。以及上面所提及的日本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和其领导集团的优柔寡断，都不得不为此危机埋单。

（作者杨一，先后就职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部、香港《大公报》国际部等。现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维泽赫德东亚研究所，主修中国及日本政治经济学及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