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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曾爱平 中国投资参考
导 读
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全面和立体的对非医疗援助体系,中非之间医药产品和服务贸易、制药厂投融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和发展之中。然而,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也存在短板和不足,具有较大改善空间
●中非联合抗击疫情
●中非医疗合作造福非洲人民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存在改善空间
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以来,非洲54个国家已全部出现确诊病例。截至北京时间5月26日,全非已累计近11.8万例确诊病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500人。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摩洛哥等国是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在0.75万—2.3万多例之间。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是全非受影响最大的两个次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是本世纪继2001年“9·11事件”和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形势和中非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WHO和世界舆论普遍担心,自中国和欧美等分别经受前两波疫情冲击以来,非洲将成为新冠疫情爆发的下一个“震中”()。
中非联合抗击疫情
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和非洲之间再次展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互助精神。在中国经受第一波疫情冲击时,非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向中国表达了同情和声援,称中国必胜。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多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了资金、口罩和其他医疗物资等支持。非洲广大民众、在华留学生和侨民也为中国鼓劲加油,他们很多人还亲自参与到抗疫过程之中。非洲自2月14日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以来,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开展行动,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如通过WHO、非盟和非洲疾控中心)向非洲国家捐助了抗疫资金、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呼吸机、护目镜、红外测温仪、额温枪,以及其他诊断仪器和设备等。中国向非盟非洲疾控中心、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刚果(金)和阿尔及利亚等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洲国家抗疫。中国还多次与非洲国家卫生官员和医务人员举办视频会议,交流抗疫经验。中国企业家马云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多批次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抗疫医用物资,以及抗疫培训和技术支援。在非洲广大中资企业和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尽其所能帮助各自驻在国抗疫。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发表《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讲话。他宣布的五大全球抗疫举措都直接或间接与非洲国家有关,比如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捐助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与20国集团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
中非医疗合作造福非洲人民
当然,中非联合抗击新冠疫情,仅仅是中非之间长期以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展合作的一个最新缩影与范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且一直是中非关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迄今已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至少2.1万人次医疗队员,为2.2亿多人次非洲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医疗队成为中非卫生合作涉及人群最广泛、最有效和最持久的领域。目前,中国在非洲有46支医疗队和近千名医护人员。他们积极参加驻在国抗疫行动,宣讲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和履行常规治病救人等职责。除派遣医疗队以外,中国还大力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基础设施,在非洲援建了数百所医院、卫生诊所和抗疟中心等。中国还通过提供奖学金或在当地医院组织培训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医护人员,转让医疗技术,支持非洲国家控制黄热病、血吸虫病、霍乱、疟疾、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性疾病;推进与非洲国家之间在妇幼健康、白内障治疗、专业科室建设、医药产品及相关服务贸易、以及投资制药厂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2014-2015年,西非国家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发生埃博拉疫情时,中国紧急驰援,派出16批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1200多人次赶赴三国,向疫区提供了四轮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帮助三国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埃博拉救治中心等卫生机构,为西非国家战胜埃博拉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南郊援建非盟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包括应急反应中心、信息与培训中心、会议中心、实验室、图书馆、新闻厅、办公楼和专家公寓等。建成后,它将成为非洲大陆第一所拥有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设施完善的全非疾控中心,能有力帮助非盟更好发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急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这一切均说明,中国对非洲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认真和高度重视的,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这项事业。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加大了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对非合作力度,吸引和促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非洲,纷纷加大对非投入。这对于非洲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存在改善空间
综上可见,经过近60年的发展,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全面和立体的对非医疗援助体系,包括医疗队、援建医院和抗疟中心、捐赠药品和医疗器械设备、以及培训非洲医护人员等。中非之间医药产品和服务贸易、制药厂投融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和发展之中。然而,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也存在短板和不足,具有较大改善空间。
首先,中非卫生合作侧重于援建医院等硬件设施上,这些硬件设施的后续管理和运营水平尚待跟进和提升。这种成套援助项目合作不应因移交而终结,而应以此为新起点,探索中非共同运营和管理好援建医院的新方案,切实提高非洲国家的医疗服务水平。
其次,中国医药产品在非洲的认可度不高,制约了中非在该领域的贸易与合作潜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对非洲医疗卫生产品与服务的法规、标准和监管政策等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医药产品难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从而阻碍了中国医药产品进入非洲市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与西方国家政府和跨国企业对非洲医药行业的长期垄断经营有关。
再次,中国与非洲当地民间组织及多边国际组织的合作不多,制约了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领域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主要通过政府和双边渠道进行,而西方国家对非医疗卫生援助主要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来实施。这两种对非合作模式差异较大,而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话语和标准等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国际红十字会、全球基金(全称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等都是在非洲医疗卫生领域影响较大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中国对它们的捐资额还比较少。非政府组织在扎根基层社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中国在非洲的民间组织力量非常薄弱。
最后,医疗卫生合作在中国对非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这可能与中国缺乏卫生外交方面的国家战略有关,而制定卫生方面的国家战略或全球战略可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卫生外交领域的话语权。2006年,瑞士发布了第一份全球卫生战略。此后,众多西方国家和欧盟等相继制定了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的国家战略,作为参与和开展全球卫生外交活动的官方指导文件。那些制定了全球卫生战略的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并能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长期以来,非洲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场所。大多数非洲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落后,但医药市场需求巨大,一直是发达国家政府、跨国医药公司等竞争的主要阵地。中国应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积极参与关于非洲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全面总结中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成功经验,积极与非洲国家开展经验交流与技术转让,以提升非洲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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